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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根据史料记载，四川地区一贯民族众多，风俗杂乱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与云南、贵州、岭南和东南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同时四川地区人民与居住和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，以及秦岭以北地区的农牧民族也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在刘备军进入四川时，四川地区有官府从中原移民而来的汉人，以及本地土著人民如濮、巴、氐、羌、夷（彝族前身）、苗、瑶等文化习俗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民族。

    当时汉人在四川是少数人群，一般汉人居住在有官府和官兵驻扎的城市及城市周边，汉人主要为官、当兵、经商或者务农；当时四川各地还有张鲁领导五斗米教的几万教徒，这些教徒不全是汉人，他们来源非常复杂，他们过着自食其力的公有制生活，他们仇视官府，经常与官府爆发战争，刘璋请刘备来四川的目的就是要剿灭这伙人；当时四川地区的土著居民数量众多，彪悍勇猛、他们往往占山为王，建设村寨，占有在城市之外的山川和土地，他们敌视汉人和官府，称呼汉人为bu.hang/bu.ang布杭/布盎，在古越语和当今壮族语言中ang/hang盎是厉害、凶狠和恶毒的意思，当今广东粤语称呼外来人、客人和客家人叫hang，粤语与古越语是姊妹语，它们有很多共同的文化内涵。

    因此，刘备在四川以汉朝正统称帝，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，他们要在短期内同化教徒和土著比登天还难。统治一方并非易事，为了扩大地盘、税源和兵源，诸葛亮只能不断率领汉军攻占当地土著的地盘，同时对贵州和云南地区大举用兵。

    蜀汉军队兴起于中原地区，他们只适合在平原及气候凉爽和干燥的地区作战，在云贵高原的穷山峻岭，以及气候潮湿和闷热的地区作战，汉军的战斗力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，加上当地土著军队善于计谋，神出鬼没，他们善于利用山区地形对汉军进行伏击和围歼，使汉军损失惨重。同时土著军队装备了抛石机、连发弩机（历史上说连发弩机是诸葛亮发明，但是近代考古在贵州山区古寨里发现连发弩机的原形！）、藤甲、精钢刀具、火龙等精良武器和装备，因此他们与汉军对阵搏杀，总是让汉军惨败而归。

    汉军和官府人员去抓壮丁和苦力时，也遇到很大困难，当地土著人民，习惯了山区生活，当他们知道汉军和官差来做坏事时，他们便举家举族转移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山区，并在这些地方依托险要，用石头垒砌建设碉楼和堡垒与汉军对峙，汉军对他们无可奈何！

    最后，蜀汉朝廷和汉军在金沙江凉山地区与彝族首领结盟，汉军和官府有彝人和彝军帮助后，蜀汉朝廷才将蜀国在长江和金沙江的国防线稳定下来。

    稳定四川后，诸葛亮才开始利用在四川当地招募的军队和将领，对秦岭以北的魏国军队发起进攻。但是在三国中蜀国的国力最弱，因此，蜀国最早灭国。

    魏国被司马炎篡位而亡国，在三国中吴国的寿命最长。这是因为吴国统治着当时中国最富裕、人口最多的地区，这些地区包括今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和福建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，同时吴国名义上统治岭南地区包括广东、广西及越南北部。而吴国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是本地人，他们自称吴/吾wu，现在广西土著壮族人仍然自称吴wu/gu，今天东南亚甚至印尼的很多古老民族也自称wu/gu/agu。这说明，那个时代吴国与岭南、东南亚等地方属于同一个文化圈。因此吴国朝廷很容易获得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，他们有钱、有粮、有人。

    但是，富裕地区都有一个弱点，人民喜欢安逸，不喜欢打斗和战争，他们没有争天下、坐天下的愿望和决心，这就是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道理的由来。

    中国直到民国时期才进行民族划分，此时吴国故土的人民才完全接受自己汉人和汉族的身份，否则他们仍然称呼自己为“某某宁”或者“某某能”（“宁”、“能”等是吴语地区对“人”的称呼），他们不会称呼自己是某某族，在他们的概念称族的都是异族。

    东汉末年、三国时期，中国人为了逃避战火，很多中原人和四川人通过河西走廊逃亡中亚和中东，给这些地区带去华夏文化和汉文化，这个时期纸张等文化用品，以及五斗米道、太平道、道教等思想和宗教开始传入西方世界，为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启蒙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　　

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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